谈处世与避世之道

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昨晚是不眠之夜，在互联网上，民众自觉举行了声势浩大的“guozang”仪式。瞬间，整个中国大地笼罩在悲愤的气氛当中。凡有大事件发生都能起到警醒作用，在世的人应该体悟爱惜，才不至于辜负了逝者所支出的统统努力，包括献出本身的生命。

作为术数生命学的研究者，我等自发忸捏，面对敏感的天机旌旗灯号，只顾闪烁其词，隐约藏藏，一尘不染，而缺乏大胆与舍我的精神素养。术数师等同于大夫（生理），因此，医者精神是我们学习与效仿的榜样，向所有大夫致敬！

在预备《2020庚子流年星测》时，一落手便觉得舛错劲！紫微斗数流年四化飞星天夹杂忌，搭配玄空流年紫白七赤破军，让人有种不详之感！此组合重要克应在人祸身上，于是在流年星测《天灾与人祸》中，我们分外强调了人祸危急大于天灾的紧张提醒。

人祸之乱，内耗争斗一触即发

天夹杂忌主生理的极端化变异，尤其倾向于思想昏暗面。一旦心态走坏，举动必随之而偏离正道，最终造成恶性的终局。从极度克制演变到大爆发，整个过程都那么的天夹杂忌。

七赤破军星则具有壮大的破坏力，可以引申为生理防线被摧毁，以及做出破坏性的举动模式。七赤破军又为响马与掠夺性子，小人当道之象。由此总结，人的生理扭曲，为侵吞利益而不择手段。同时生理与举动走向极端，爆发人祸之争，此乃人祸之弊。

记得2011年玄空流年紫白为七赤破军入中，搭配紫微斗数流年四化飞星文昌化忌。两者合参，文昌化忌主名誉危急，七赤破军主变革与推翻，很显明，此为人祸之变。2011年辛卯流年展望，我们提出了地缘zhengzhi题目，效果该年利比亚发生动乱，卡扎菲政权被颠覆。

2020年庚子，七赤破军与天夹杂忌合力联手，无需多说，人祸克应被推向极致。开年之际，一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，把流年气机发挥到淋漓尽致，比如小人当道、利益暗力、群情汹涌、民心蜕变、破局革新等，无不与天机契合。所以说，担忧人祸是有道理的。

继承详见以上国运命盘，流年命宫在子宫，由巨门对天机星系主守，三方被大运太阳化忌与流年天夹杂忌双双冲起，一并激发巨门的是非性子。根据斗数与玄空，子宫对应坎宫，玄空流年紫白三碧禄存星飞临坎宫，三碧震卦主是非与内耗性子。

斗数流年命宫巨门五行属土，属于玄空二黑巨门，玄空流年紫白三碧震卦五行属木，从而构成土木相克，其配卦为二三斗牛煞，主是非纷争（尤其指内斗），紧张者会见官司诉讼。这些推测理据，进一步印证了人祸的展望观点-人祸之年！

各位读者，天灾并不可怕，我们还有能力抗衡。但人祸则后果不堪设想，到头来，所有恶果照旧由老百姓独自承担。由此可证，无论政府管理者抑或是国民大众，都要一路努力，管控好情绪，胁制住举动，切勿酿成更大的人祸之乱。不要把地缘题目之克应，降临至我们的国度。

世间万物，因果自有定案，无论好人与坏人都有各自的业，有各自的果报。因此，首要我们要管理好本身的因果业力，做好本身才能去燃点他人。假如我们无法安住自心，且做出极端举动，那么，所作育的恶业将影响社会及他人，可谓得不偿失。

最后呼吁大家：放下嗔恨之心，放弃内耗争斗，连合同等，共同抗击疫情，维系国泰民安。

处世与避世，中华传统文化伶俐

面对惨不忍赌之征象，身处乱世之局，我们有什么应对方法呢？下面从中华传统文化伶俐的角度去学习处世及避世之道，从先贤的伶俐中，参悟一些真理。

孔子曰：“贤者避世，其次避地，其次避色，其次避言”。其意为在乱世无道时，宜隐居避世，但假如逃避不了，便找一个地方立足。如仍避不了，就视乎向导者的脸色去做人，但也要尽可能避开。再避不了，则听其言而避之。总而言之，一避再避，一避到底也。

我们万万不要误会了孔子，以为孔子一味知而避之。但孔子亦有如许的主张：“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”，只要合乎道义（正道），就可杀身以成仁（不怕死）。

孟子也说：“需要时应舍身以取义”，中国传统谓成仁取义是也。中国历史上，为国捐躯者、视死如归者乃数不胜数。国人受孔孟思想之教而体现如此，值得自大！

美国教授H.G.Creel著《中国思想》（chinese thought from confucius to mao tse-tung，1953）第一章写道：“军事专家研究远东方面者，宣称中国人不能战，但效果执政鲜战场上，美国人受到了教训”。

中国人善战而不怕死，不独执政鲜战场。中国人之杀身以成仁精神，不独在共产党教导下善战，而是在传统上、根本上就善战。

可惜随着经济起飞，中国传统文化（孔孟之教）颇受非议与萧瑟。如以知先人的课题去读书研究，知其世、知其人，则孔孟之所以被称为圣，真可无愧也！

孔子教人：“邦有道则知，邦无道则愚；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”，其意为国家或企业走的是正道，应该展一己之长，不辜负被提升之用。但如果国家或企业走的是邪道，切不可助桀为虐，加深其无道之祸害。此时此刻，就要装作蠢钝无能的样子，不去为虎作伥，此乃大智若愚、愚不可及也。

孔子又主张：“邦无道，危言危行；邦无道，危行言孙（逊）”，意思是国家或企业有道，谈吐与举动皆要持正而不可变异。但国家或企业无道之时，本身的举动仍要持正，不可偏帮无道。不过其言行必须凸显卑顺之意，孙（逊）等于卑顺，切忌触犯无道者，以免受到不需要的危险。

夙昔述可证，孔子教人学愚、逃难、避世、避地；时则杀身成仁，或隐居以求志，行义以达其道。然而，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孔子的矛盾谈吐呢？其实孔子谈吐并不矛盾，他认为无可无不可，要看时势而定。

孔子又称本身之道为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，其一字即中庸，凡事不偏不颇也。孔子门生曾子释此一字为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”，他提倡以忠恕为立身之本。

宋儒朱熹释忠恕一词谓“尽己之谓忠，推己之谓恕”；宋儒程颐曰：“中庸所谓忠恕，违道不远”。各因其才而行，违者不远，亦中庸之谓。不可做的太过，亦不可做的不够。道可违，但不可远。原本道是不可违的，但偶然也不得不违，不过又不可越行越远，做成坏事。

孔子不是教条主义者，但又不是教条死守者，“死守善道”此矛盾同一辩证之义也。史记：韩信受胯下之辱，韩信在大庭广众之下，爬过屠夫的胯裆，其怕死之情毕现。谁还敢说他是个善战的大将军，效果韩信成为刘邦灭项羽之关键人物。由此可证，韩信怕死，又不怕死。

孔子之道也许如此，偶然不怕死，杀身以成仁，偶然又怕死，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，应用之妙，存乎其人。孟子比孔子说的更晓畅些，他说：“得志与民由之，不得志独行其道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谓大丈夫”。又说：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”。

究竟应怎样做到独善或兼善，孟子没有言明。因此，其详细做法是要随机应变，无刻舟求剑者，唯有“正人行法，以俟命而已矣”（按照现实情况去天真应变）。

古时读书人不作农工商，只能为士。孟子曰：“惟士无田......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，又恶不由其道...”。古代知识分子是以出仕为出路的，“惟士无田”即唯有当官吏取得俸禄来养家。所以孟子说：“仕非为贫也，而偶然为贫，为贫者，辞尊居卑...”。世道不好，为了养活，只好出仕。

原本出仕的目的不在养活，但偶然为了贫穷而仕。假如是如许，就应辞尊居卑，不要当高位而只当个小吏，这说不上什么大抱负，仅完全为了糊口罢了。因时势不可，为了当高位，容易为虎作伥，此亦为权宜之计，无可奈何之事。足见孟子对邦有道与无道，应该如何应对，是有原则的。

作为士应该如何看待一国之君，孟子亦有明确之界定。孟子曰：“古之贤士，乐其道而忘人之势”，又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”。

明确指出，假如君当臣如土芥，可以任意辚轹，则臣视君如敌人，不是一味愚忠。孟子甚至还说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君虽为一国之最高领袖，但其实君之排列比老百姓与社稷还要低、还要后。

孟子曾评论：“...残贼之人，谓之一夫，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”。假如国君做的无道，是可以杀了他的，此为正道、公理也，武王伐纣即属此例。

读孟子上述论据可得，作为平民或一个士，决不可卑躬屈膝、谄谀奉承而丧失人格，需要时还要主持公理，舍生取义。又或即使贫穷，为了糊口，亦不肯身居高位（高官），而应该辞尊居卑，找个小小职位来维持生计，亦不助无道之君。

由此可见，其避世法门核心精髓已一览无余矣！孔孟二圣对于立身处世有明确的原则，简言之，兼善与独善，有道则智、无道则愚，杀身成仁而取义。

对于如何为君、如何为民，庄子不主张有为治民，而是任其天然、使物自善，简单而明知，近于老子之无为，但比老子之无为更无为。不过如何应对君主？如何做一个平民？庄子观点十分风趣，亦很为世所非议，把庄子称为滑头主义人物。

庄子说：“彼且为婴儿，亦与之为婴儿；彼且为无町畦，亦与之为无町畦”。其意为如君主如婴儿般灵活，你就跟着灵活；如君主人无分寸，你也要跟着无分寸；君主做事无界限，你也随他无界限。

庄子更举螳臂当车、养虎、养马三个比喻，说明切记不自量力及不识性，否则螳螂被全身压碎，老虎被杀死，马则被弄破口。庄子之意虽然悲观、滑头，但内涵颇具伶俐。庄子思想为：“顺君之性去做，不要逆反，以免被其祸害”。

此为庄子之乱世哲学，不过儒家则认为这是“逢君之恶”所为，是舛错的。但庄子却认为如许做是好的，这里必须指正庄子这套办法是针对暴君乱世而言，并非对任何君主皆用此法。后世评庄子为混世与滑头，其实不善读庄子书矣。

由于暴君喜怒哀乐无常，可顺不可逆，顺之者生，逆之者亡。当然最好就不入其世，但庄子之意十分实际，在无法逃避的情况下，只好采用此法，正如孔明所谓“苟存性命于乱世”，时之办法实未可厚非。

庄子在《人间世篇》又指出“古之忠臣如夏桀时之龙逢，商纣时之比干，皆以下拂其上”。最后两人均被君主所杀，实在无益无谓！正人好名，得忠臣爱民之名，而君主则得暴君之名，其名与实“圣人之所不能胜”。

效果大家都吃不消，忠臣枉死，忠臣吃不消。君主逞暴，君主吃不消，大家都没有益处。按其实就百姓也不见得有益处，百姓为此而生心历芥蒂，足见简直无益处可言。

庄子之论还认为“做人有才、成才，效果被祸”，正如“桂可食，故伐之；漆可用，故割之”，此乃才之患也，应求无所用于世。必要细致，此处所指为乱世、暴君之世。儒家亦如此，孔子之邦无道则愚是也，危邦不入、乱邦不居是也，于此观点则庄子与孔子同矣。

庄子在结束《人间世》一篇时，用此二句：“人皆知有效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也”。【按】冯友兰在《三论庄子》一文中，谓庄子为“混世主义者”（中华书局出版之《庄子哲学讨论集》）。

我们须细致庄子在《人间世》篇中，只提出“无用之用”，实质庄子是“甘居有才与无才之间”。

庄子《山木篇》指出：“庄子行于山中，见大木，枝叶旺盛，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，问其故？曰：无所可用。庄子曰：此木以不才得终其天算。”

“夫子出于山，舍于故人之家。故人喜，命竖子杀雁而烹之。竖子请曰：其一能鸣，其一不能鸣，请奚杀？主人曰：杀不能鸣者。”

“明日，弟子问于庄子曰：昨日山中之木，以不材得终其天算；今主人之雁，以不材死，老师将何处？庄子笑曰：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，材与不材之间，似之而非也，故未免乎累。”

庄子在处暴君乱世时，单说无用之用，即无才之用。《三木篇》无才之雁效果因无才（不能鸣）而被杀，是则无才不可持也。既然无才会被祸，而为何《人世间》一篇中，庄子又强调无才之用呢？

特作说明：处于乱世暴君时代，不可以有才，不可用世，要无才以存命也。不能有才，不可用世，即使有才与无才间也不可处。

庄子与孔子之“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”雷同，孔子与庄子间有甚多雷同之处，后人论庄子未有及此，深可怪也！庄子处暴君时代，要浑浑噩噩，无才无能。

但万不得已时，又要随势顺势，不可螳臂当车，不可逆暴君之意而自取消亡。颇似孟子之“仕非为贫也，而偶然为贫，为贫者，辞尊居卑”。

在实际生活中，庄子这个观点的确特别很是实用，当碰到对本身不利的处境时，万万不可一味地死扛、死顶，作无谓的坚持与抵抗。要学会变通与走位，可先避世，如实在避不了，就要学会顺势，以有才不用，力求名节保身、全身而退，说的普通点，就是扮傻、装糊涂的一种境界。

另外，为人处世要懂得“有才与无才之间”，既有才，亦无才；既无才，但却很有才；偶然有才，偶然又无才，全在乎当时现实情况而定如何两者互兼之法。比如老板太有才，员工则没有充分的发挥空间；员工太有才而锋芒毕露，只会招致妒忌之心，从而形成人际关系的伟大阻力。

如果老板或员工皆能做到，该有才时有才，该无才时无才，如许对企业的发展则更加有利。又比如国学研究者在专业领域里，尽显其伶俐的一壁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便要学会做一个“生活低能儿”，切忌事事皆精通，要多给予他人生存的空间，反过来亦可让本身得到适度的休养生息。

总结而言，有才之用属于正常范畴，而无才之用实为人生至高境界。庄子思想所指“无才之用”，实质为“有才与无才之间”的中庸伶俐，读庄子切不可偏执一壁矣。